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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涌动精彩人生

1999-05-27 来源:光明日报 沈卫星 我有话说

我有幸参加了’98中国电影“华表奖”的评选工作,由于能够集中观看入围的30多部故事片,因此对去年的电影创作生产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脉络和走向上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我愿意把作为评委的一得之见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总的看来,1998年的电影创作仍然处在面临生存危机,市场越来越窄,爬坡滑坡并存的困境中。尽管如此,广大电影工作者仍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投入制片生产。不负众望的是,一年下来,影片整体质量有明显提高,格调低俗、粗制滥造等不良倾向继续得到有效遏制。“主旋律”的旗帜依然在影坛高高擎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探索有新的突破,为大众拍片的市场意识明显增强,电影主管部门抓生产更为主动和清醒。概括起来,’98年度的电影有以下特点。

一、精短制作中有精深思想和精湛艺术

记得前几年,我们的银幕在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主题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时间,《大决战》、《红河谷》、《鸦片战争》等巨制横空而出,气势如虹,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灿烂的篇章。与往年明显不同的是,’98年度的电影虽然也有几部大作品,如描写音乐家生活的《春天的狂想》和抒写三峡建设伟业的《世纪之梦》等,但从总体看,则明显转向了以小制作为主反映普通现实生活的新的创作追求。

《快乐老家》、《男妇女主任》、《不见不散》、《遥望查里拉》、《金婚》等一批小制作影片,片长一般都控制在90分钟左右。片中人物不多,事件集中,视角独特,社会剖面和主题大小适中。这些影片看起来让人更觉亲切扑面,滋味深长,含义隽永。因此,体量虽然小了,但社会意义和艺术力量,都没有因此而减弱。精短的体裁饱含着精深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

这种转向,我认为是中国电影界自觉而清醒的一次战略转移。它至少有这么几点可以说明:1、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拍一个少一个,以前的电影创作在这座宝库里的确已经过度采掘了,因此’98年的重大题材影片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是创作的理性体现;2、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来自社会的电影投资有所缩小,再加上电影市场的相对窄小,使得高投入的影片生产变得非常谨慎;3、一批富有朝气的年轻导演集中亮相,这批新锐们鉴于经济环境,无一例外地选取了较少冒险的小制作作为试“笔”;4、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向国庆50周年献礼,各制片厂在安排生产任务时,都有意识地将一批重大题材放到了1999年生产出品,据悉,投资千万元的巨制已有七八部之多。

二、从普通人身上发掘真善美和时代精神

从入围的作品看,取材于真人真事的“英模戏”只有两部:反映民警邱娥国先进事迹的《阳光小巷》和表现储蓄所朝鲜族女青年为保护人民财产壮烈牺牲及全社会救助烈士孤女的《良心》。

一段时间来,当代英雄模范题材引领银幕主题,电影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纷纷将现实生活中的英模人物搬上银幕。像《孔繁森》等一批优秀佳作在广大观众中激起了强烈共鸣。然而,不能否认,我们的银幕上集结起了太多的英雄模范人物,这种近距离表现使很多题材没有拍好,有些题材本来也不适合电影表现,因此观众反映这类片子有的还不如文字来得感人。这里涉及到创作和市场规律的问题,电影是长于虚构的艺术门类,因此,拍真人真事对电影来讲是扬短避长,应该慎之又慎。我以为,’98年度的英模题材影片减少,是电影主管部门调整生产布局的一种理性结果,也是通过评奖手段给出的导向。对英模戏的要求,标杆应该定得更高。

我们的电影人通过更为自觉的艺术实践,逐渐将镜头更多地聚焦到绚丽多姿的普通人身上,精心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细腻情感,潜心发掘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善美和时代的精神,这种适度转变体现了电影人直面人生的时代使命感,也使得“主旋律”影片更贴近其真实含义。在《一个都不能少》、《龙飞凤舞》、《网络时代的爱情》、《天字码头》等作品中,我们或许从魏敏芝等普通人身上更能亲近地感受到生活的朴素哲理和生命的信念。

三、“苦戏”少了,明朗、欢快、昂扬的多了

我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过去我们惯用的以“苦戏”来煽情,来打动人的做法,在’98年度已经很少再能见到。让人记忆犹新的是,相当一段时间里,银幕上病患题材,残疾题材、孤寡题材风行一时,以为拍得越凄苦,流泪越多,就越能打动观众。今天想来,其实大谬。当我们看到1998年生产的一大批风格清新脱俗,基调明朗欢快,人物激情昂扬,主题积极向上的作品时,我们真的为之深深感动了,我特别把一部这方面的代表作提出来,它就是天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快乐老家》,这是一部“道路戏”,两位富有个性的当代青年身上所散发出的让人迷恋的现代气息,是这部影片最为成功的地方。这是天津厂领导正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极好体现,因为它正是契合了我国多年来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精神风貌。银幕为心声,《快乐老家》就是人们从贫穷、忧患、悲切、自卑的心理,走向自信、独立、富裕的民族心路历程在银幕上的真实流露。

四、急功近利的少了,艺术追求的多了

一位导演曾对当前的电影创作说过这样一番肺腑之言:“少一点功利,多一点真诚;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平静。”

“说思想”,一度成为我们电影的一大“痼疾”。经过这几年的市场磨练,电影人感到这不仅戗害艺术,也让观众远离银幕。为此,创作人员自觉地趋向于对电影本体的追求,体现在对题材和人物的处理时更注重艺术性,不再简单地贴政治标签,把创作人员要表达的思想直接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而是通过人物命运表现出来。《春天的狂想》,是这方面的出色之作。音乐家一生在风雨如磐的政治环境中所执守的神圣美好的信念,均是用艺术的细节和文学的氛围编织出来的,人物身上毫无半点的功利烙印,作品所蓄积的艺术力量是如此强烈,以至看过以后留在脑中的艺术之美竟三日挥之不去,我以为这部影片的艺术造诣是近年来所罕见的。还有一部影片也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那山那人那狗》,主人公是一个轰动全国的乡邮先进工作者。但影片始终没把他当先进者,银幕把主人公还原给生活本身,寂寞的山路上父子俩默默行走,在没有任何豪言和壮举之中,恰恰透出了主人公精神的强大与崇高。这类影片还有《上海往事》、《红色恋人》等。这种让艺术重返银幕的真诚追求,令人欣慰。

入围的作品,有的已经评上了奖,有的落选了。但我觉得,得上奖的也未必就尽如人意,没得奖的也还有不少值得夸耀的优长之处。不尽如人意处,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有些影片的艺术高度稍嫌不够。我们的影片思想政治的高度都是不成问题的,但艺术的高度,那种对人物命运思考的高度,人性的高度,尚不能使影片具有从生活的地面升到艺术的天空的力量;第二,剧作的问题依旧存在,如有些影片制作很精良,但剧作的先天不足使作品终难完美;第三,时代的风云,改革的浪潮,在银幕上表现得还是简单,不够深广,缺乏人物灵魂的巨大冲击,也较少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故事,结尾往往停留在浅层的喜悦当中;第四,有些影片手法还陈旧,以致有几部农村片看完后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有雷同之感。

走进’99年的电影创作正在紧张制作,我们期待它们带着’98电影的成功与喜悦,在新世纪的影坛上喷薄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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